中国中生代作家董启章的最新非虚构作品结集《书魂絮语》，以“狐狸篇”与“刺猬篇”两册并置的体例，触摸古今中外，跳跃文艺哲思，出入现实虚构，搭建起一座连通阅读世界与创作心灵的桥梁。这部收录了140余篇专栏文章的合集，既是作家多年阅读感悟的忠实记录，更是其小说写作取向的隐性注脚。在书页的流转间，董启章以书为媒，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先贤对话，在文艺与哲思的交织中，完成了一次对阅读本质、文学真理与自我存在的深度叩问，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兼具广度与深度的思想图谱。

《书魂絮语》，董启章 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

评论家王德威曾评价：因为有了董启章，有了另类奇观，一切事物平添象征意义，变得不可思议起来。的确，从《书魂絮语》的编排与命名本身而言，便蕴含着深厚的文学意涵与创作巧思。这部作品的文章均选自其在《明报周刊》的专栏“Ghost on the Shelf”，董启章在“前言”中坦言：最初想将此书命名为《书魂诡异录》，以此向前代作家叶灵凤致敬，借“书魂”之意呼应叶灵凤“书淫艳异录”的文脉传承，彰显“乐于跟书架上的鬼魂打交道”的读书人的精神底色。而专栏名“Ghost on the Shelf”则源自《攻壳机动队》的英文名“Ghost in the Shell”，董启章巧妙地将“躯壳里的灵魂”转化为“书架上的灵魂”，以“书魂”为核心意象，构建起“与书架上的亡灵对话”的阅读场景。在内容编排上，他以“狐狸与刺猬”的经典隐喻为纲，“把轻松漫谈东西洋文学，以及有关奇幻题材的文章放在第一册，而把思辨性较强、理论较多的文章放在第二册”，这种划分并非简单的题材归类，而是读书与说书两种态度的具象化呈现，更是作家自身思维特质的双重映射。正如他在“前言”中所言：这些文章“多少反映了我的写作取向”，结集成书的初衷便是“作为自己创作的旁证”。从致敬前辈的命名初心，到借隐喻构建的编排逻辑，再到作为创作旁证的结集目的，《书魂絮语》从开篇便为读者铺设了一条通往作家内心世界与阅读宇宙的路径。

在“狐狸篇”中，董启章以跳脱不定的思维与轻盈灵动的笔触，于东西方文学的版图中自由漫游，在奇幻题材的世界里探寻人文意趣。他的漫谈并非漫无目的的闲谈，而是以细腻的观察与敏锐的感知，在文字间搭建起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。在《遇见漱石》一文里，他以一次逛神田古书店街的经历为切入点，记录了偶遇《我是猫》初版封面和插画复刻、意外购得复刻版小说的奇妙缘分，字里行间满是对夏目漱石的亲近与敬意。这种将个人阅读体验与实地探访相结合的书写方式，让文学评论摆脱了刻板的理论说教，变得鲜活可感。而在《刺猬与狐狸》中，董启章对以赛亚·伯林的经典隐喻进行了创造性解读，他不仅梳理了伯林对柏拉图、托尔斯泰等思想家的归类，更提出了“每个人或多或少也身陷同样的吊诡，同时拥有相反的特质和面貌”的深刻洞见。他以托尔斯泰“本性是一只狐狸，却偏偏死心不息要扮演刺猬”的矛盾为例，剖析了知识分子在思想追求中的身份困境，这种解读既忠于原著精神，又融入了自身的生命体验，展现出超凡的思维视野。

奇幻题材的书写则更能彰显“狐狸篇”的灵动特质，董启章在《木偶奇遇记》一文中对克莱斯特《论木偶戏》的解读，便是一次对“自然与自觉”命题的深度探寻。他详细转述了舞蹈家与叙述者关于木偶动作优于人类的讨论，提炼出“木偶的优势在于无意识，所以它才能做到表里一致”的核心观点，并关联到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的神学叙事，指出“知识（自觉）是人类的原罪，而惩罚就是失去本然和本真”。董启章并未止步于对文本的简单复述，而是进一步挖掘克莱斯特思想与康德哲学的内在关联，揭示出浪漫主义先驱对“真理不可得”的幻灭感。他感慨克莱斯特“超前了时代一百年，甚至是二百年”，这种评价既肯定了作家的思想高度，也暗含着对文学永恒价值的思考。在“狐狸篇”的漫谈中，董启章以“狐狸”的多元与包容，打破了东西方文学、现实与奇幻的界限，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感受文学的广博与趣味。

如果说“狐狸篇”是董启章以轻盈姿态漫游文学星丛的记录，那么“刺猬篇”则是他以沉潜之心深耕思想领地的结晶。在这一册中，他聚焦文学理论、哲学思辨与自我认知，以严谨的逻辑与深刻的洞见，构建起一套属于自己的阅读哲学与文学观念。《我和康德有个约会》一文，以三次购买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、30年迟迟未读的个人经历为线索，提出了“买书有时真的有点像买红酒，是不能急着享用的”观点。只不过，“日渐酝酿成熟的不是书，而是读书的人”。这不仅道出了书痴群体的共同体验，更触及了阅读的本质：阅读是读者与文本相互等待、相互成就的过程。董启章将阅读经典比作与先贤“约会”，坦言自己与康德“充其量也只是成为点头之交而已”，这种谦逊的态度中，暗含着对经典的敬畏与对知识的审慎，也展现出“刺猬”式的专注与执着。

在《文学的幻与真》一文中，董启章围绕夏目漱石《文学论》中的“幻惑”说展开深度思辨，构建起对文学真实性的独特认知。他精准提炼出漱石的核心观点：“文学之真，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利用‘幻惑’的手段，让读者对情绪的呈现信以为真”，并进一步阐释“幻惑”的实现依赖于“间隔”或“距离”的灵活运用。通过分析《从此以后》中代助与三千代的苦恋，董启章指出漱石“既具有同情的能力，也具有批判的能力，而两者相得益彰”，这种“时远时近、时高时低”的叙事距离，正是“幻惑”效果的关键所在。他引用漱石“对愚蠢者，彻底同情其愚蠢；对浅薄者，一味同情其浅薄；对偏狭者，满腔同情其偏狭。而其同情之真切，甚至如同同情自己”的论述，揭示出文学同情的本质并非简单的情感共鸣，而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与包容。在《自己的书》中，董启章则将思辨转向阅读与自我的关系，提出“自己的书不是自己写的书，也不单纯是自己拥有的书”，而是“承载着拥有者无可替代的记忆”，“是自我构成的一部分”。他以自己珍藏的《成语故事》《徐志摩全集》等书籍为例，说明“自己的书不必是名著，它甚至不必对拥有者造成过极大的影响”，这种对阅读价值的解构，打破了以“经典”“有用”为标准的阅读功利主义，彰显出阅读的个性化与主体性。

正如书中所言，“每一本读过的书，都是自己生命历程的一部分。我们不只是‘读’它，而是‘活’它”，董启章不仅在文字中践行着这一理念，更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思想感悟融入每一篇文章，让“书魂”真正在文字中栖居、流转。对于读者而言，《书魂絮语》不仅是一份详尽的阅读指南，更是一次与智者对话的思想盛宴，它让我们在感受文学艺术魅力的同时，重新审视阅读的意义、自我的存在与世界的本质。而这份对书的热爱、对思想的执着，正是董启章留给读者最珍贵的精神馈赠，也让“书魂”的意象在代代读者的阅读与传承中，获得永恒的生命力。